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新征程的起点。今天我们召开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会议，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壮举，对于我们这些身处陕北地区的学者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一种自豪感、使命感和历史感油然而生。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就是千里之外的江西瑞金，如何与陕北联系了起来？这就涉及到长征战略转移的方针问题。这就是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我的发言分为三部分。

一、盲目转移与历史转折

1.盲目转移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长征的开始。但是这次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转移，是仓促的、盲目的。理由：没有周密的行动安排，人员去留迟迟确定不了，主要的是没有一个转移的最终目的地。

因此，从长征开始（1934.10.10）到突破四道封锁线（11月下旬），中央红军的人数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原来准备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已经布好了口袋阵，等中央红军钻。这时，毛泽东主张放弃这个计划，改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支持，改变了行动方向。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

2.历史转折

1935.1.15—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当时所面临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问题。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成员，挽救了党、红军和革命，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就地发展或继续北上

遵义会议后，由于领导的改变，红军机动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跨越夹金山，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等会和。

张国焘、徐向前等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了川陕苏区，兵力有很大的发展。这时候他们渡过嘉陵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和。

会和之后，红军是继续往北走还是就地发展，成为当时的头等大事。6.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建立根据地要考虑的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二是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三是经济条件。他指出，目前的所在的地区的地域虽大，但不利于建立根据地，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因此他提出继续北上，去“川陕甘”。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方针。

三、历史的必然和偶然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的方针，红军北上已经是必然之事了。但是到底去哪里则是一件偶然的事。

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强调，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地段，并相继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这样，毛泽东率领中央直属纵队及红军一、三军团北上于9月17日拂晓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进入哈达铺。

进入哈达铺后，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读到报纸后，极其兴奋，因为这些报纸刊登了陕北红军和陕北的苏区根据地的消息。毛泽东立即找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商量，大家兴奋地指看着报纸上有关“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以及“陕北苏区根据地略图”的内容，知道了陕北苏区的发展情况。于是，迅速作出决定：“到陕北去！”

这也就是说，红军长征的最终行走路线是因为看到国民党遗留下的报纸信息而得以确定。所以说这是一个偶然。

因此，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及制定的北上方针是一个转折，确立之后的行动总方向，意义重大。